自2021年9月24日《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理虚拟货币交易投机风险的通知》生效以来，为规避红线风险，各大主流虚拟货币交易所纷纷选择对国内用户进行清退。但部分中小交易所的主要客户是国内用户，因此选择继续运营；第二，刑法的评价是历史行为，报应不等于把犯下的罪归为虚无。所以这半年来，由于虚拟货币兑换的操作，各种刑事犯罪层出不穷。本文将以虚拟货币兑换的商业模式为标准，分析不同商业模式可能涉嫌的不同罪名，以供读者批评指正。
一:按人头付费吸引乘客。
区块链应用场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引入了社区的概念。无论是炒币、挖矿还是合同，各种商业模式背后都有社群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方社区是平台的宣传和发声渠道。
但可能是区块链的应用在我国法律的灰色地带待了太久，社区引流的做法往往是人头付费，形成多层次传销，涉嫌犯罪。法律对该罪的描述是: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通过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取得会员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形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数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MLM组织，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现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供理解:
1、数量和级别
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数超过30人且层级在3级以上(含本数)的，特别提醒(1)从下线的下线处取得的财物为3级，非2级；(2)如果你触犯了传销的法律红线，定罪人数会减少。
2.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
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承担管理和协调责任；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在实施其他传销活动和建立、扩大传销组织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一般来说，交易所的管理决策层、各部门负责人、负责宣传推广的人员都难辞其咎。
3.骗取财物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编造或者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业务、投资、服务项目和盈利前景，隐瞒报酬、回扣的真实来源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支付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门罗币（门罗币挖矿收益计算器）骗取财物。
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宣传人员往往曲解国家法律法规，使用户误以为自己投资虚拟货币的行为受我国法律保护。同时，夸大虚拟货币价值前景的行为也是交易所间接运营的社区的常态。
二。从事法定货币交易。
虚拟货币兑换的主要业务是虚拟货币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换货业务通常通过C2C渠道完成，即卖家下单后，买家购买。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性，交易所通常通过集中的钱包地址或其他渠道处理用户的虚拟货币，并为用户提供虚拟货币和法币的支付结算。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第三项及《关于办理非法支付结算资金、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虚拟货币交易所提供法定货币交易服务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支付结算资金”。一般来说，非法经营数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交易所管理层和对资金流向了解较多的从业人员都将涉嫌非法经营罪。
我们想指出两种情况应该排除在外，或者至少是有争议的:
第一，平台根本不办理法币和虚拟货币，没有形成可控的“资金池”，不为用户提供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第二，平台没有法定货币交易，只有虚拟货币之间的交易。将虚拟货币解释为资金有类比之嫌，笔者反对。
3.从事类似期货的合约业务。
合约游戏是虚拟货币交换最重要的业务。简单来说就是预约在某个时间以某个价格交易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通常交易所会效仿期货提供标准化合约，主要是没有明确交割日期的永续合约。
从司法角度来看，类期货合约业务主要存在两大红线风险:
第一，虚拟货币交易所未通过我国期货监管机构从事期货衍生品交易，因此合约产品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期货”。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前半部分规定的非法经营方式。即合同业务可能与非法经营罪有关。在2022年4月20日发布的《期货及衍生品法》(尚未生效)和去年发布的《期货法》草案中，期货衍生品已被监管纳入视野。相比以往对期货的狭义解释，新法在对期货的解释上赋予了其他的可能性，将合约业务规范为“非法期货”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
第二，根据《辞海》的解释，赌博是指以财物作为输赢的赌注，赌博的目的是在财物上输赢。所以赌博是指输赢靠运气。底层虚拟货币本身的涨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用户购买合同的行为至少可以在司法机关的视野中定性为赌博，而为用户提供购买合同场所并从中获利的行为，自然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密切相关。相对于其他频繁被判15年以上或无期的罪名，开设赌场罪10年封顶已经是经营虚拟货币交易所的轻罪了。
合同延期:设置技术后门，“销”爆仓。
因为虚拟货币没有涨停和跌停，为了避免用户的过度损失，合约通常会有“自动割肉”的爆仓设计。一些虚拟货币交易所出于市场末端买入合约的自身原因，故意设置技术后门，以占用用户合约投资为目的，使具体虚拟货币的价格脱离市场实际情况。通过控制涨跌，买入合约的用户爆仓，最后价格波动的图形变成“针”形。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基于对交易所展示的虚假价格波动图的错误认知，将自己的虚拟货币作为财产性利益进行处置。上述非法占有虚拟货币交易的主观故意，属于占有用户虚拟货币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市场波动规律中也会出现“大头针”，“大头针”的出现不能作为交易所构成欺诈的证据。但如果币价偏离主流交易所，“别针”频繁出现，大量用户爆发，虚拟货币交易所涉嫌欺诈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四。提供基于货币的金融服务。
一些虚拟货币交易所会提供基于货币的财富管理服务，财富管理的资金运作渠道包括但不限于云采、交易所搬砖、代客投资合同等。在交易所的界面上，通常会显示基于货币的理财收益率等信息。
这种商业模式的非法性体现在，虚拟货币交易所不被我国监管体系认可，交易所不具备作为金融机构吸收公众资金、提供金融服务的资格。基于此，笔者认为金融服务存在两条风险红线:
第一，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顾名思义，本罪的行为特征是: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交易所提供的理财、借贷等服务，属于金融机构专营范围内的业务，可能被解读为实质上的“擅自设立”范畴。
其次，刑法第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不同。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具体表现为吸收资金的目的。客观上，“非法吸收资金”表现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许可，吸收公众资金进行资本运作的行为。虚拟货币交易所的金融服务符合“非法吸收资金罪”的构成要件，涉嫌上述两罪。
当然，货币型理财不能等同于法币理财，对于该业务存在的刑法风险有一定的防御空。虽然实践中有将虚拟货币纳入资金范畴的有效判断，但笔者对此仍持异议:将虚拟货币解释为资金是一种类比，不利于公民对刑法红线的把握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最后
虽然虚拟货币交易所在中国的运营受到了法律的负面评价，但是数字资产的去中心化发展和WEB3.0在全球的发展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除了诈骗和传销这种特别恶性的做法，虚拟货币兑换的商业危害恐怕不在于对人民财产利益的侵害，而在于其违反了我国的监管规则和理念。一些交易所运营商希望接受监管，但监管拒绝以一刀切的方式规范金融创新业务——这种情况在各个领域反复发生。只希望司法机关在对此类案件定罪量刑时，冷静考虑这些创新行为是否符合传统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为市场保留一些热情和信心。
